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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闻】几位农民的一号文件之盼栘木衣

发布时间:2020-10-19 07:28:23 阅读: 来源:框绞机厂家

几位农民的一号文件之盼

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“当‘大户’是好,但投入也大、风险也大,要求的社会化服务水平也高,希望中央一号文件的好政策早早落地。”在重庆、河南等地,农民们纷纷如是告诉记者。

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,从深化农村改革,到推进农业现代化,无不牵动着他们的心。

“规模经营有风险 希望政策多保障”

刚拿到1万多元的农业保险赔付,但余桂林还是很苦恼。

今年40岁的他是河南省固始县陈集乡的种粮大户,承包土地已有4年,规模最大时达3000亩。但由于管理、天气、成本等多方面因素,几年下来反而累计亏了上百万元。

去年秋季,他打算稳扎稳打,种植面积降至500亩,还主动交了2000元农业保险费。然而一场病虫害袭来,有200亩水稻减产了六成。

“农业保险是好,但是标准太低,起不到真正抗风险的作用。”余桂林说,“500亩地获赔1万元。眼看开春了,该给水稻插秧了,肥料、人工都要钱,我手头却是紧巴巴的。”

在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富民家庭农场,52岁的张明勤面临着相同的情况。今年承包土地1376亩,交了5000多元保费,没想到水稻得了矮缩病,三天死了八成以上,导致400亩绝产、400亩歉收,损失60万元,保费只有5万元,杯水车薪,开春十分缺钱。

对中央一号文件,他们非常关注。“中央鼓励适度规模经营,支持我们当大户,我们很高兴。种地越多风险越大,保障能不能跟上去?”余桂林说。

他们表示,现在就盼两件事:“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贷款,要能尽快落实,资金压力就小多了;二是农业保险,能不能多赔点,遇上灾害能保本,明年就有机会打翻身仗!”

“多把年轻人留下 才能搞好现代化”

农民年龄太大,种地要先量血压?在一些地方,这已不稀奇。

在重庆南川区河图乡长坪村,畔园猕猴桃种植合作社的理事长王伟是。他给记者掏出两件“新鲜物”,一件是农民土地入股的股权证,而另一件却是一只血压计。

“农民年纪太大,我不带血压计不行。”王伟说,虽然合作社让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,可还是留住不年轻人的心。全社流转了800多亩土地,雇佣的农民平均年龄超过65岁,最大的竟达81岁。

30多个高龄农民中,患高血压的就有七八个。“下地前要量血压,怕他们出事。”

记者在种植现场看到,数十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正佝偻着背,为猕猴桃施肥除草。王伟表示,能找到老年人都已算不错了。“几年下来,我累计存了600多个老年人的电话了。社里愿出三四倍工资雇佣三四十岁的壮劳力,但没一个人愿意来。”

在河南,余桂林也为此担心。“雇短工一天100元,都是55岁以上,年纪大的还70岁,越来越干不动。”

“农民年纪太大,新技术、新设备推不开。我们经常鼓励统一病虫害防治、统一机耕机收、统一植保等。但老年人年龄大,接受新事务能力弱,学习积极性也不高,已经了一大难题。”重庆开县赵家街道开竹村村委会主任张存彬说。

高龄农民还使一些地方传统的“精耕细作”逐渐被“懒人农业”所取代。重庆开县临江镇种粮大户孙昌武承农忙时要雇用30多个农民。他说:“以前农民种稻,秋收后要翻耕两三次,为来年春耕保墒保水。可如今根本耗不起,劳动强度太大,上了年纪的人吃不消,这种增产措施只能放弃。”

“一号文件讲现代化,可谓抓到了牛鼻子。”孙昌武感叹道,下一步盼望农民老龄化问题引起重视,把更多劳力吸引到土地上来。

“大包大揽”吃不消 社会服务盼加强

“中央政策越来越好,农民流转土地积极性提高了,接下来最盼望的就是把社会化服务搞好,解决种粮大户‘大包大揽’的问题。”重庆彭水县联合乡的农民何世素说。

作为当地一名大户,何世素平时最操心的就是社会化服务不够,自己甚至不得不花70万元,买了30多台农机种地,连呼“吃不消”。“提高种粮效率,关键靠机械化。但我们当地农机合作社规模太小,花钱也买不来服务。只能自己下血本砸钱。”

记者了解到,当地农机服务组织发展赶不上大户增长的速度,目前耕地面积超过70万亩,种粮大户约120户,然而只有1家农机专业合作社,农机具只有15台。何世素说:“10个大户才能平分一台农机,能搞出啥服务?”

重庆开县赵家街道种粮大户陈流江也有类似感受。“水稻种植对播种技术、农药施用有很高要求,但县里植保合作社人才短缺,很多人不会用农机具,药物配比也不精准。”

为解决植保难题,陈流江不得不自己组织20多人的劳务队,育苗、播种、田间管理、收割、归仓,“环环不落”、“亲历亲为”。

他们表示,发展现代农业,离不开覆盖全程的社会化服务体系。随着农地加速流转,种地大户不断涌现,但相配套的农技推广、农机服务、病虫害防治、市场信息、产品营销等社会化服务发展滞后,大户不得不“自操自办”“大包大揽”,增加了成本。

“中央一号文件精神,我们非常支持,尤其关注强化公益性机构建设、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的好政策。”何世素等告诉记者,能否通过政府订购、定向委托、补助奖励等政策,满足不同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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